律师法中最具深意的条文

王希胜律师

毫无疑问，新修订的《律师法》亮点不少，譬如合伙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扩容、个人律师事务所规定的增加、律师执业许可制度的调整、律师执业权利的充实等等。
但是，所有的亮点都无法与新修订《律师法》第2条规定所带来的亮丽色彩相提并论。
归根到底，还是律师的职业定位问题。
众所周知，律师是民主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职业。但现实往往却有人说律师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还有人说律师是“公关、讨债公司”；更有人说律师是“不拿刀枪的强盗，吃了原告吃被告”。那么，律师究竟是干什么的？
出于职业的特殊需要，律师应享有国家法律赋予的一些“特权”，同时又要承担一些法定的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是以律师职业身份为前提的。因此，律师的职业定位要回答“什么是律师”或“律师是什么”的问题。我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近30年来，关于律师的职业定位，也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
按照1980年颁布的《律师暂行条例》规定，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律师执行职务的工作机构是法律顾问处，律师具有公职身份，是拿国家工资的国家干部，法律顾问处是国家的事业单位。
应该说，这种定位是与当时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具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意义。在高度集中的国家统一管理的体制下，律师具有公职身份，有助于律师队伍的恢复重建和壮大发展。
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开放的不断扩大，以及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实行法制呼声的高涨，上下普遍认同的律师业改革基本思路，是逐渐脱离对国家经费和编制的依赖，摆脱公职身份的束缚，逐步走上自立、自律的社会化道路。
于是，1985年，由“法律顾问处”脱胎而来的“律师事务所”开始经费体制的改革，逐步推行自收自支的经费管理体制。1988年，开始“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试点工作。这种由具有律师资格的人员自愿组合成立、完全不要国家经费、自负盈亏的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要求律师必须辞去公职身份。
1993年，根据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国务院批转了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指出不再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行政级别的属性，来界定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的性质。1996年颁布的《律师法》对律师的性质进一步作了明确规定，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而不再是国家法律工作者。
199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则在其报告中将律师定位为“社会中介组织”。于是，就有了2000年中介机构的脱钩改制。原本是难题的国资所改革，在国务院一声令下之后，所有自收自支的国资所（全额或差额补贴的国资所除外）几个月之后，居然轻而易举地被推向了社会、推向了市场。
然而，许多国家和地区无不将律师作为特殊的职业团体来对待。德国《律师法》规定：“律师是独立的司法人员”；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律师是司法人员，但法学界和律师界普通认为律师是“在野法曹”，以区别于拿国家薪水的司法官员。而英美法系国家的律师，还要经常应司法机关的要求，担任一定的司法职务和从事一些司法工作。此外，还经常作为公诉律师代表国家出庭支持公诉。
由上可见，律师的身份与角色显然无法以一种定位来概括。因为当事人及其服务需求的多元化，自然而必然导致律师职业定位的多元化。《律师法》的修订是否注意到了这一重大变革呢？
现在，我们在新修订的《律师法》中看到了条文的变化，看到了正在发生变化的理念，看到了新理念背后的深意。
《律师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相比1996年《律师法》，2007年《律师法》大概出现了几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增加了“接受委托或指定”的基本概念。说明“接受委托或指定”已经成了律师执业的前提条件。同时，还特别强调了当事人对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实质意义，从而使恢复重建近30年的我国律师制度不再只是过去的形式上的意义，并据此明确和厘清了律师与当事人即委托人之间的基本法律关系。
二是增加了“三个维护”的使命概念。如果说在本条中的第一款是说明“律师是什么”的话，那么同样可以说，由这“三个维护”组成的第二款则是诠释“律师做什么”的经典表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表述还使律师的职业使命，在逻辑结构上更加完整。首先，“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表明，律师要最大限度地争取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这是律师的本职；第二个层次，律师通过维护当事人的权益达到“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的目的。应当说，本次修订，将这个表述由原来第一条的立法目的，变更为律师服务的目的，实属律师使命的回归；第三个层次，律师在做好本职工作和完成专职工作之后，最终要求实现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后目的，这是律师执业的最高目标，也是律师执业的最高使命。
三是推出了“当事人”的全新概念。当年，我们欢呼将“国家法律工作者”转为“社会法律工作者”的职业定位。今天，我们同样要欢呼从“为社会服务”到“为当事人服务”的与时俱进。社会发展的多元化，自然会导致社会需求的多元化，社会需求的多元化又必然影响服务主体的多元化，服务主体的多元化最终形成了律师制度的多元化。
当法律服务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环、成为社会需求的重要一面时，律师服务的对象将不再是千人一面、万人同声。律师平衡公权力与私权利，以及协调私权利之间利益关系的职业使命将日益加强和完善。
“当事人”概念的提出，使律师服务的对象不仅更加明确，更重要的是大大扩容了，律师成为自由职业亦即“新社会阶层”，最终得到了法律的说法。如此而来，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改革，即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和个人律师事务所的出现，也就名正言顺。随之而来，在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和律师类别上，将更加灵活、更加自如地适应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利益层面、不同利益格局的“当事人”对法律服务的需求。
可以预计，律师职业将既有“国家人”的专属性，也有“社会人”的广泛性。说是“国家人”，却又不是一般的公务员，而是“接受委托或指定”为公权力或公共管理部门服务的专业人员；说是“社会人”，却又不是一般的普通人，而是承载“三个维护”职业使命的法律人。为此，必须赋予其更充实的执业权利，必须确立起更多样的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必须让予其更完善的行业自治权利。所以，这次《律师法》的修订，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和前景。
律师，你的名字既不是传统的“非官即民”，更不是简单的“亦官非民”，而是实实在在的“亦官亦民”。
刘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