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王希胜律师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等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为准确惩罚犯罪，切实保障人权，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等规定，结合司法实际，制定如下规定。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第二条　采取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第三条　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第四条　采用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第五条　采用刑讯逼供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供述，之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该刑讯逼供行为影响而作出的与该供述相同的重复性供述，应当一并排除，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侦查期间，根据控告、举报或者自己发现等，侦查机关确认或者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而更换侦查人员，其他侦查人员再次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

　　（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期间，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供述的。

　　第六条　采用暴力、威胁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第七条　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二、侦查

　　第八条　侦查机关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开展侦查，收集、调取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

　　第九条　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后，应当按照法律规定送看守所羁押。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因客观原因侦查机关在看守所讯问室以外的场所进行讯问的，应当作出合理解释。

　　第十条　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

　　侦查人员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并在讯问笔录中写明。

　　第十一条　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应当不间断进行，保持完整性，不得选择性地录制，不得剪接、删改。

　　第十二条　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制作讯问笔录。讯问笔录应当交犯罪嫌疑人核对，对于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他宣读。对讯问笔录中有遗漏或者差错等情形，犯罪嫌疑人可以提出补充或者改正。

　　第十三条　看守所应当对提讯进行登记，写明提讯单位、人员、事由、起止时间以及犯罪嫌疑人姓名等情况。

　　看守所收押犯罪嫌疑人，应当进行身体检查。检查时，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可以在场。检查发现犯罪嫌疑人有伤或者身体异常的，看守所应当拍照或者录像，分别由送押人员、犯罪嫌疑人说明原因，并在体检记录中写明，由送押人员、收押人员和犯罪嫌疑人签字确认。

　　第十四条　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对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调查核实。调查结论应当书面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对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侦查机关提出纠正意见。

　　侦查机关对审查认定的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根据。

　　对重大案件，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应当在侦查终结前询问犯罪嫌疑人，核查是否存在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并同步录音录像。经核查，确有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的，侦查机关应当及时排除非法证据，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根据。

　　第十五条　对侦查终结的案件，侦查机关应当全面审查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据材料，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排除非法证据后，证据不足的，不得移送审查起诉。

　　侦查机关发现办案人员非法取证的，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并可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

　　三、审查逮捕、审查起诉

　　第十六条　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期间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告知其有权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

　　第十七条　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期间，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调查核实。调查结论应当书面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期间发现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依法排除相关证据并提出纠正意见，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可以自行调查取证。

　　人民检察院对审查认定的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被排除的非法证据应当随案移送，并写明为依法排除的非法证据。

　　第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后，证据不足，不符合逮捕、起诉条件的，不得批准或者决定逮捕、提起公诉。

　　对于人民检察院排除有关证据导致对涉嫌的重要犯罪事实未予认定，从而作出不批准逮捕、不起诉决定，或者对涉嫌的部分重要犯罪事实决定不起诉的，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可要求复议、提请复核。

　　四、辩护

　　第十九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提供法律援助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指派法律援助律师。

　　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可以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对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代理申诉、控告。

　　第二十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应当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第二十一条　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讯问笔录、提讯登记、采取强制措施或者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等证据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证据材料。

　　第二十二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申请调取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但未提交的讯问录音录像、体检记录等证据材料，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调取的证据材料与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联系的，应当予以调取；认为与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没有联系的，应当决定不予调取并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说明理由。

　　五、审判

　　第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向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告知其有权申请排除非法证据。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提出，但在庭审期间发现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等情形除外。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审理前将申请书和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复制件送交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四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未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申请条件的，人民法院对申请不予受理。

　　第二十五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按照法律规定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召开庭前会议。人民检察院应当通过出示有关证据材料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人民法院可以核实情况，听取意见。

　　人民检察院可以决定撤回有关证据，撤回的证据，没有新的理由，不得在庭审中出示。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撤回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撤回申请后，没有新的线索或者材料，不得再次对有关证据提出排除申请。

　　第二十六条　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庭前会议中对证据收集是否合法未达成一致意见，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在庭审中进行调查；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没有疑问，且没有新的线索或者材料表明可能存在非法取证的，可以决定不再进行调查。

　　第二十七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人民法院通知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人民法院认为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确有必要通知上述人员出庭作证或者说明情况的，可以通知上述人员出庭。

　　第二十八条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后，法庭应当宣布开庭审理前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及处理情况。

　　第二十九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未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提出申请的，应当说明理由。

　　对前述情形，法庭经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进行调查；没有疑问的，应当驳回申请。

　　法庭驳回排除非法证据申请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没有新的线索或者材料，以相同理由再次提出申请的，法庭不再审查。

　　第三十条　庭审期间，法庭决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的，应当先行当庭调查。但为防止庭审过分迟延，也可以在法庭调查结束前进行调查。

　　第三十一条　公诉人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可以出示讯问笔录、提讯登记、体检记录、采取强制措施或者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侦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的核查材料等证据材料，有针对性地播放讯问录音录像，提请法庭通知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出示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并申请法庭播放特定时段的讯问录音录像。

　　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应当向法庭说明证据收集过程，并就相关情况接受发问。对发问方式不当或者内容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无关的，法庭应当制止。

　　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质证、辩论。

　　第三十二条　法庭对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通知公诉人、辩护人到场。

　　第三十三条　法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后，应当当庭作出是否排除有关证据的决定。必要时，可以宣布休庭，由合议庭评议或者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再次开庭时宣布决定。

　　在法庭作出是否排除有关证据的决定前，不得对有关证据宣读、质证。

　　第三十四条　经法庭审理，确认存在本规定所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法庭根据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而人民检察院未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不能排除存在本规定所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对依法予以排除的证据，不得宣读、质证，不得作为判决的根据。

　　第三十五条　人民法院排除非法证据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案件部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依法认定该部分事实。

　　第三十六条　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调查结论，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写明，并说明理由。

　　第三十七条　人民法院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调查，参照上述规定。

　　第三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抗诉、上诉，对第一审人民法院有关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调查结论提出异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审查。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未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在第二审程序中提出申请的，应当说明理由。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审查。

　　人民检察院在第一审程序中未出示证据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第一审人民法院依法排除有关证据的，人民检察院在第二审程序中不得出示之前未出示的证据，但在第一审程序后发现的除外。

　　第三十九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参照上述第一审程序的规定。

　　第四十条　第一审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未予审查，并以有关证据作为定案根据，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一审人民法院对依法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未予排除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排除非法证据后，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四十一条　审判监督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中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调查，参照上述规定。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自2017年6月27日起施行。

王希胜律师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不仅明确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还对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及讯问人员出庭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规范。这是我国深入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举措，也是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标志，对于依法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特别是程序公正，预防冤错案件的发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为便于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和适用，现对《规定》的制定背景和主要内容予以说明。

一、《规定》的起草背景

1996年，全国人大对刑事诉讼法作了全面修改，并明文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第43条）但是，如果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违反了法定程序，应当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是否还具有效力呢？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1998年、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出台《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但因规定的内容较为原则，且未规定明确化和具体化的操作程序，这种排除规则仍然具有宣言和口号的性质，很难发挥法律规范应有的功能。司法实践中，很少有根据司法解释认定为非法言词证据并予以排除的情形，刑讯逼供现象难以遏制，因采用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口供而定案的冤错案件时有发生。

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证明责任、审查程序和救济途径等”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体制改革事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牵头，会同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共同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证据规则项目组经过充分调研，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在《关于排除非法言词证据若干问题的意见（稿）》的基础上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共同制定了本《规定》。

二、《规定》的基本思路

《规定》制定的基本思路是：以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为目标，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借鉴与吸收国内优秀研究成果和国外有益经验，结合刑事案件工作实际，为排除非法证据制定具体化、程序化的操作规程，避免因为采纳非法证据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非法证据规则涉及的面较广，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对全部内容都加以规定是不现实的，也是很难实施的。为此，《规定》突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重点：一是突出了对普通刑事案件中非法证据的排除。从目前情况来看，普通刑事案件中出现错案的比率最高，而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案件尚未发现这样的问题。二是突出了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非法证据，除了非法言词证据，还有非法实物证据。非法实物证据情况复杂，难以作出一概禁止的一般性规定，并且实践中发生的错案多为采纳了非法言词证据。三是突出了对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的排除。非法言词证据包括采用非法手段和技术性违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就目前出现的冤错案件看，主要是因为以刑讯逼供方法取得口供。对于后者，实践中一般可以事后补救，很少出现问题。

三、《规定》的主要内容

《规定》共计15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实体性规则，旨在对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并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二是程序性规则，旨在将有关非法取证的问题纳入诉讼中程序裁判的范畴予以解决。

关于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外延和法律效力问题。

《规定》第1条对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界定，第2条明确了对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的法律后果。

证据本无合法与非法之分，“非法”一词无疑主要是针对取证手段而言的。因此，分析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和外延，必须从界定非法取证手段的范围入手。这一问题在本条制定过程中存在不同观点，形成了四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违反法律规定，采用刑讯、服用药物、催眠以及其他使人肉体上产生剧烈疼痛、精神上产生高度痛苦或者丧失意识、意志的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

第二种意见认为：违反法律规定，采用暴力或者使人肉体上、精神上产生高度痛苦或者模糊意识的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

第三种意见认为：违反法律规定，采取刑讯逼供、暴力取证、体罚虐待等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

第四种意见认为：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

我们认为，第一种意见参照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条的规定[1]，符合现代刑事诉讼理念，但是，“剧烈疼痛”、“高度痛苦”较为抽象，在实践中容易产生歧义；第二种意见不能全面涵盖非法取证的手段和方法，实际上缩小了法律对非法言词证据的界定范围，是对刑事诉讼法的限制解释，并且“高度痛苦”同样很难界定；第三种意见列举的“刑讯逼供、暴力取证、体罚虐待”等三种方式存在交叉关系，适用时容易导致分歧；考虑到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刑法上都有规定，程序法上也应相应作出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第11条的规定，我们最终采纳了第四种意见。

另，有意见认为，应详细列举非法取证的具体手段，以免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争议和分歧。其实，在《规定》制定之初，我们曾经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关于刑讯逼供案的规定[2]，对非法手段进行了列举，即“采用刑讯、较长时间冻、饿、晒、烤等手段”，但考虑到“较长时间冻、饿、晒、烤等手段”不宜写在《规定》中，最终予以删除。必须明确的是，“等”是指与刑讯逼供相当的方法，能否认定，可由办案机关在实践中参照相关规定具体把握。

此外，关于通过采取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应如何处理的问题，本条制定过程中也产生了分歧：一种意见认为，通过采取这种手段获取证据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从规范司法的长远角度，应该予以排除，并且刑事诉讼法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定；一种意见认为，对于这种证据，应综合多种可能损害公正审判的因素决定是否排除。我们认为，《规定》不宜作出与刑事诉讼法不一致的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威胁”、“引诱”、“欺骗”的含义及标准问题的确不好界定，很多从气势上、心理上压倒、摧垮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的讯问语言、行为和策略很难与之区分开来，如果这些讯问方法都被认为非法，将导致大量口供被排除，给侦查工作带来较大冲击，因此，对此问题不必苛求严格，暂不作出规定。

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问题。

《规定》第3条确定了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同样应适用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1998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确认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第265条第1款），并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必要时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侦查机关未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的，可以依法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第265条第2、3款）　

2001年1月，鉴于“一些地方陆续发生了严重的侦查人员刑讯逼供案件”，地方检察机关“错误地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加以使用，最终酿成冤案，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再次要求各级检察机关“严格贯彻执行有关法律关于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明确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具有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且《规定》是由公、检、法等部门联合下发的，增加本条有助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操作程序。

《规定》对如何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了具体的操作规程，这也是本规定的主要内容，对于避免因为采纳非法证据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说来，该程序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步骤：

1、程序启动。在法庭调查过程中，被告人有权提出其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见，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证据。

2、法庭初步审查。程序启动后，法庭应当进行审查。合议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没有疑问的，可以直接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对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则由公诉人对取证的合法性举证。

3、控方证明。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

4、双方质证。公诉人举证后，控辩双方可以就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取得是否合法的问题进行质证、辩论。

5、法庭处理。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问题作出裁定：如公诉人的证明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能够排除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属非法取得的，法庭确认该供述的合法性，准许当庭宣读、质证；否则，法庭对该供述予以排除，不作为定案的根据。

关于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设置专门程序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和裁决的问题。

《规定》第5条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的先行调查原则，即在审理犯罪事实的过程中，只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了取证合法性问题，就要对该问题进行“审理”。

在本条制定过程中，有意见认为，排除非法证据应属于刑事诉讼法第158条规定的庭外调查问题，不宜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对此进行专门的审查，建议法院采用休庭并庭外调查核实的程序。我们认为，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应当设置一个专门程序，这个程序既在庭审的法庭调查当中，又相对独立于法庭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调查，这也是制定本《规定》的前提所在，如不使用明确、具体的规范来设置此专门程序，本《规定》规范非法取证行为的宗旨将根本无法实现。

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否具备合法性（而被法庭采纳）的事实，既不是实体法事实，也不是程序法事实，而是用于证明犯罪构成事实存在的证据事实。虽然证据事实只是犯罪构成事实附带的事实，但其影响甚至决定控诉方指控最终能否成立，与案件实体处理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因此，对这一事实同样应当适用严格证明。当然，这一事实毕竟不是犯罪构成事实本身，其相对独立性决定了在裁决这一附带争议事实需要设置一个独立的程序，即“预先审核程序（voir dire）”。[3]在这个相对独立的“审判”中，法庭需要裁决的并非犯罪成立与否即犯罪构成事实存在与否的问题，而是口供这个证据是否具备合法性能否成其为证据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确立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的运用很少，主要是因司法解释对证据的证据资格、证明力不作区分，且未设置专门的程序来规范对非法证据的审查和裁决所致。法官审查判断、运用证据应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确认证据资格，二是确认证明力。法官确认某证据具有可采性，表明该证据取得了进入审判程序的资格，它可以在法庭上出示、接受调查。不具备合法性的证据不得采纳。对决定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含合法性），则应设置专门的审查程序。在此程序中，法庭需要裁决的是某证据是否具备合法性能否在法庭上出示、质证的问题。如，控诉方不能证明口供是以合法方法取得的，法庭即排除该口供的证据资格，使其不能进入法定的证据调查程序即不准许宣读、质证，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定案的根据。

当然，司法实践情况复杂，仅在法庭上可能难以解决问题，因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也不排除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58条规定的庭外调查程序，可采取庭上和庭外相结合的方式。但是，控辩双方对证据的排除有争议的，应当经过质证、辩论，最终由法庭予以认定，庭外调查程序涉及的只是对证据的核实问题。因此，《规定》第8条同时确认了法庭对控辩双方证据的调查核实权。

在本条制定过程中，有意见认为，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有独立调查核实证据的权利，无需通知检察人员、辩护人到场。我们认为，控辩双方对言词证据的取证方法是否合法争议较大的，通知双方到场有利于体现调查的公正性和透明性，避免在庭审中双方又对法庭所取证据提出异议，出现法庭与控辩双方抗辩的不正常情况。

　  关于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初步责任问题。

《规定》第6条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从而明确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应提供非法取证的线索或者证据的责任。

在本条制定过程中，有意见认为，证明证据是非法取得的并不是被告方的义务，且实践中被告方很难提供证据或者线索，建议将“应当”改为“可以”。我们认为，对于证据的合法性（即取证行为的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当然是由控方承担，否则控方就无法完成证明其指控的犯罪事实成立的证明责任，但启动这个专门程序的初步责任即提供可能存在刑讯逼供或者其他非法取证行为的证据或者线索的责任，则应由辩护方承担，否则就会出现任意启动对证据合法性的“审理”程序的情况，拖延审理期限。当然，法庭也有权对非法言词证据线索进行初步审查，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非法言词证据的线索和异议明显不成立的，可以不再进行独立的调查，直接对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审理，以便提高庭审效率。

关于对被告人审前供述的合法性应由控方负证明责任问题。

《规定》第7条主要明确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中的举证责任。我国虽然通过司法解释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但这一规则并未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全面、有效的运用，虽然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证明责任规定的缺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因此本条规定意义特别重大。

我国诉讼理论使用的“举证责任”概念来源于大陆法系，主要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提供证据的责任；二是因举证不能时应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这也是举证责任的本质内容。之所以规定应由控方对被告人审前供述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1、这符合刑事诉讼中由控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这一基本原理。任何一个刑事案件中，控诉方都负有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其除了必须证明指控的犯罪事实成立外，理应还要证明其用于证明犯罪事实成立的证据具备合法性。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方提出口供不具有合法性，实质上是对控诉方主张口供具备合法性的事实的否认，控诉方需承担提供证据责任，在对某证据的合法性真伪不明时法庭必须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即将不能排除非法取证可能的证据排除在定案根据之外。

2、根据惯例，诉讼中主张积极性（肯定）事实的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而将消极性（否定）事实引入诉讼的当事人无需对此承担证明责任。依此原则，在刑事诉讼中，检察人员一般作为提出被告人有罪的积极追诉请求的一方，他同时也必须以充分的事实为根据来加以论证，那么，对于证据本身合法性的证明，必然属于证明积极请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被告人提出的证据非法的异议，则属于消极（否定）性事实，当然无需承担最终的证明责任。
　3、举证能力毫无疑问也是证明责任分担中的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技术性因素，诉讼中举证能力较强的一方应承担较多的证明责任，反之，证明责任就会较小，这也是纠纷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的体现。一般而言，国家为了追诉犯罪，赋予检警机关以巨大权力，而被告人一般会处于侦控方的控制状态之下，并且，被告人通常也缺乏必要的法律常识和技能进行取证，比较来讲，控方则有这种优势。这种力量悬殊的对比局面决定了审判中证明自身行为合法性的负担也就必然地置于控方。

当然，本条规定并不意味着控方在每一案件中都需要主动证明被告人的供述具有合法性，原则上，控方的证明必须以辩护方提出异议为前提，并且，如果控方不坚持使用该供述作为定案根据的，就不存在法庭质证和排除的问题，可以不举证。

关于讯问人员出庭作证问题。

《规定》第7条第1款在规定控方承担举证责任具体方式的同时，还明确了讯问人员出庭作证问题。本款内容在制定过程中也存在不同观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已经制作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或者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

第二种意见认为：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必要时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

第三种意见认为：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

我们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最终采纳了第三种意见：第一，本《规定》要求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仅限于经审查确有必要的范围，这样的情况实践当中并不很多，不会影响侦查机关工作的正常开展。第二，《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由于当前讯问时同步录音录像尚未普及，要确定言词证据的合法性，仅靠讯问人员和讯问时在场人员的书面证言很难作出判断，因此，侦查人员就其执行职务时了解的情况出庭作证对查明证据取得的合法性非常必要。第三，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司法改革项目的分工方案，侦查人员出庭问题不再单出文件，而是纳入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相关改革成果中，如果不在此文中规定，“侦查人员出庭”问题这一改革任务将会落空。第四，考虑到侦查机关的工作需要，有必要对讯问人员出庭作证的情形作出进一步限制，但是如果穷尽其他方法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讯问人员应当出庭作证。

关于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证明标准问题。

《规定》第11条规定，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公诉人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从而确认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证明标准。

在本条制定过程中，有意见认为，该条涉及认定非法言词证据的证明标准问题，情况比较复杂，建议进一步研究，可先不作规定。

我们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公诉机关承担提供证据指控被告人犯罪的职责，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被告人庭前供述系非法取得的线索和证据，理应同样承担证明被告人庭前供述系合法取得的证明责任。在公诉机关不举证，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就应承担不能以该证据证明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法律后果，如果不明确规定证明标准，很可能使整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失去意义。

另外，关于本条规定中为何确立了“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因为，按照刑事诉讼的基本规律，在刑事诉讼中，控方应承担其指控的犯罪事实成立的证明责任，且需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如果赖以证明犯罪事实成立的根据即定罪证据的合法性不能被法庭确定，就说明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法庭不能以不确实的证据认定被告人有罪，否则，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确实、充分”的定罪标准将失去存在的基础。

这还涉及到疑罪从无原则能否彻底贯彻的问题。如果对控诉方降低证明标准，仅要求控诉方达到“优势证据”标准，意味着控诉方对犯罪构成事实附带的证据事实的证明没有排除被告方提出的“合理怀疑”，从而对犯罪构成事实本身的证明也因此未能排除被告方的“合理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庭未予排除口供这一证据并最终将其作为定案的根据作出有罪判决，还是违背疑罪从无原则的。对控诉方降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证明标准结果必然导致客观上被告方承担证明责任，使这个规则失去意义。

如果《规定》对控诉方适用较低的证明标准，司法实践中则无法杜绝因采纳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而将疑案错误地作为留有余地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降格处理的做法。虽然国外的司法实践对自白规则的运用早已超越了防止事实误认的目的，但不容否认的是，我国确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对于防止事实误认、避免冤错案件的发生具有重大意义。从为了实现防止事实误认的基本目的这一角度进行分析，必然得出对口供合法性的证明应当由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且需达到排除非法取证可能性的程度的结论。不能因为目前司法实践中控诉方对口供合法性的证明存在一定的困难而降低证明标准。恰恰相反，明确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中控诉方的证明责任和很高的证明标准，不仅能促使过于依赖口供的侦查观念和侦查方式发生转变[4]，还能推动诸如讯问时录音录像、讯问时律师在场以及羁押场所与侦讯部门分离等相关制度的迅速建立。

关于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合法性的审查、认定问题。

《规定》第13条确认了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合法性的审查、认定，应参照对被告人供述的相关规定进行。

在本条制定过程中，有意见认为，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作如此规定过于笼统，建议予以细化。我们认为，非法证据不仅仅是指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必须作出相应规定，但考虑到这些证据毕竟都是言词证据，在取证方式、方法上基本一致，因此，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审查、认定也与被告人供述的审查、认定并无不同，若进行细化，重复的内容太多，从立法技术的角度看也无必要；此外，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非法取证，在司法实践中远不如对被告人供述非法取证常见，这样规定也可突出重点。

关于对非法取得的物证、书证的排除问题。

《规定》第14条规定，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从而确立了对非法取得的物证、书证的排除规则。

关于非法实物证据是否排除的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长期存在争议和分歧[5]。为平衡好准确打击犯罪和有效保障人权的关系，《规定》区分了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的不同情况，对以非法手段取得的实物证据并未采取绝对排除的方式，而是实行裁量排除。

在本条制定过程中，有意见认为，物证、书证的取得方法严重违反法律规定，致使严重损害证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我们认为，非法取证必然损害证据的合法性，却不必然影响证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并且，证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受到严重损害的，当然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属于法官认定证据证明力的范畴，无需单独作出规定来排除。实际上，实物证据无论是合法获得还是非法获得，其本身的真实性并没有受到影响。严禁以非法搜查、扣押，非法侵入公民住宅或其他非法方法取得实物证据，就是尊重基本人权，对国家权力进行必要限制的体现，程序的独立价值也体现得最为明显，因为《规定》明确这种证据也属于非法证据，并且可能被排除，其原因就是非法的取证手段侵犯了公民最基本的人权，直接违背了宪法的规定。

另，对物证、书证合法性的审查和裁决程序，参照本《规定》有关规定进行。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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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公约于1984年12月10日通过，于1987年6月26日生效，中国政府于1988年10月4日批准该公约。公约第1条规定：“酷刑”系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和第三者所作或被怀疑所作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又是在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成默许下造成的。纯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随附的疼痛或痛苦则不包括在内。

[2]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1、以殴打、捆绑、违法使用械具等恶劣手段逼取口供的；2、以较长时间冻、饿、晒、烤等手段逼取口供，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体健康的；3、刑讯逼供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轻伤、重伤、死亡的；4、刑讯逼供，情节严重，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5、刑讯逼供，造成错案的；6、刑讯逼供3人次以上的；7、纵容、授意、指使、强迫他人刑讯逼供，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8、其他刑讯逼供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3]Voir Dire 的法语含义是“讲实话”的意思，被称作“审判中的审判”（a trial within a trial），是法官在审判前对证据的可采性问题进行审查所适用的特殊程序。

[4]有学者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警察的行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刺激了警察侦查手段的进步和警察的 文明程度。侦查手段不能同步发展，满足于旧式的侦查方式，无疑是侦查部门的悲哀，而不是福音。参见杨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5]各国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的排除主要存在以下三种方式：一是自动排除；二是自动排除加例外；三是裁量排除。第一种方式主要为法国、俄罗斯以及我国澳门地区所采用；第二种方式主要为美国所采用；而第三种方式则为英国、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所采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则实行裁量排除。

王希胜律师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戴长林权威解读《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规定》的制定背景和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健全落实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这是党中央在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作出的重大司法改革部署，事关依法惩罚犯罪、切实保障人权，是保证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举措，对证据制度乃至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具有深远影响。根据中央改革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央政法各部门研究制定了严格实行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的改革文件，2017年4月18日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4次会议审议通过，今天正式公开发布。《规定》的制定出台，主要有以下考虑：
一是切实防范冤假错案的需要。证据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是保证办案质量的关键。近年来发现并纠正的呼格吉勒图案等冤假错案，都是在证据和事实认定方面出现错误，都与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紧密相关。《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特别是重大冤假错案反映的突出问题，明确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完善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对侦查、起诉、辩护、审判等工作提出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有助于促使办案人员严格依法收集、审查和运用证据，有效防范冤假错案发生。

二是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需要。根据中央司法改革部署，2010年“两高三部”联合出台《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标志着我国正式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吸纳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主要内容，在立法层面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对遏制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法律规定较为原则，政法各部门对相关规定的理解和认识存在一定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的实施效果。《规定》以问题为导向，紧扣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注重规定内容的针对性、有效性、可操作性，既便于司法实践操作，又将相关要求上升到工作机制层面，确保政法各部门一体遵循、严格执行。

三是推进司法理念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需要。新时期新阶段司法改革的过程，本质上是司法理念和司法制度的创新过程。《规定》以维护司法公正为着眼点，全面深入推进司法理念创新和制度创新，既着眼于落实已有法律规定，又积极促成政法各部门对法律适用方面的争议问题达成共识；既着眼于强化巩固科学的司法理念，又立足于建立健全符合司法规律的法律制度。《规定》在摒弃传统的“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证据”等思想观念基础上，以科学的司法理念为引领，建立健全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为办理刑事案件提供更加明确规范的根据指引。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时期，中央从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保证公正司法的高度，要求健全落实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制度，并专门出台《规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是对维护司法公正具有重大推进作用。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证据制度不发达，证据的收集、审查、运用缺乏必要的规则指引，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缺乏相应的程序性制裁，势必导致冤假错案风险增加，司法公正难以得到制度保障。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切实维护刑事案件的实体公正。

二是对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具有重大推进作用。2004年，我国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宪法，这对刑事诉讼制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等现代法治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刑事诉讼要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牢固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既有助于规范办案人员的取证行为，促使侦查机关转变办案方式，提高执法办案的法治化、文明化、规范化水平，也有助于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权等基本人权，切实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三是对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具有重大推进作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助于优化刑事诉讼职能，切实解决庭审虚化等问题，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关键切入点。通过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进一步彰显程序性裁判的重要性，促使被告方更加重视程序性辩护；能够进一步规范控诉职能，促使控诉方强化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和证明；能够督促控辩双方在庭审中对证据合法性争议展开充分辩论，使庭审真正发挥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的决定性作用。

二、《规定》的主要内容

《规定》以“准确惩罚犯罪、切实保障人权、促进司法公正”为宗旨，重视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强化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对非法证据的审查和排除职责，从侦查、起诉、辩护、审判等方面明确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和排除程序，有助于切实防范冤假错案产生。《规定》分五个部分，共计42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一般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主要包括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两个方面，其中，对被告人供述合法性的认定是最为核心的问题。《规定》第一部分“一般规定”立足刑事诉讼法的原则和规定，结合改革要求和实践需要，对有关问题作出了针对性的规定。

1.采用刑讯逼供方法收集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根据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实践，《规定》明确指出，采取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实践中，要注意把握案件情况和在案证据，准确区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2.采用威胁方法收集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为严格落实刑事诉讼法严禁以威胁方法收集证据的要求，《规定》指出，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3.采用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方法收集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为落实中央改革要求，《规定》指出，采用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4.确立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规定》要求，采用刑讯逼供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供述，之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该刑讯逼供行为影响而作出的与该供述相同的重复性供述，应当一并排除。为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考虑司法实际需要，《规定》设定了两种例外情形：一是（侦查阶段）取证主体变更的例外。侦查期间，根据控告、举报或者自己发现等，侦查机关确认或者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而更换侦查人员，其他侦查人员再次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之后收集的重复性供述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二是诉讼阶段变更的例外。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期间，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供述的，有关供述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5.明确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的排除规则。在一些案件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对认定案件事实具有关键性作用。对证人、被害人非法取证，不仅极易影响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还将严重损害司法的公正性和公信力。《规定》明确要求，采用暴力、威胁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6.明确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为有效遏制非法搜查、扣押等非法取证行为，切实保障公民宪法权利，《规定》明确要求，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通过非法搜查、扣押等方式收集物证、书证的行为，与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从兼顾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角度，不宜对非法实物证据实行强制排除。司法实践中，可以综合考虑收集物证、书证违反法定程序以及所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等情况，裁量决定是否排除有关证据。

（二）侦查
明确侦查取证的程序规范，是依法认定非法证据、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在要求。同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并不单纯在于排除非法证据，更重要的是推动完善侦查取证程序，从源头上防范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行为发生。《规定》第二部分“侦查”立足法律和相关规定，侧重实践中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易发的环节，有针对性地明确了侦查取证的程序规范。

1.严格规范讯问地点。《规定》要求，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后，应当按照法律规定送看守所羁押。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

2.完善讯问录音录像制度。与讯问笔录相比，讯问录音录像具有客观性、直观性等特点，能够直接反映出讯问过程是否合法，这也是立法上和实践中格外重视讯问录音录像的重要原因。《规定》对讯问录音录像的制作提出以下要求：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应当全程不间断进行，保持完整性，不得选择性地录制，不得剪接、删改。

3.完善讯问笔录制作要求。司法实践中，讯问笔录是固定被告人供述最主要也是最常见的证据，通过讯问笔录显示的讯问时间、地点、提问内容、笔录篇幅等情况，可以对讯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规定》要求，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制作讯问笔录。讯问笔录应当交犯罪嫌疑人核对，对于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他宣读。

4.严格规范看守所提讯登记和收押体检制度。看守所的提讯登记和体检记录等证据材料能够直接反映提押、讯问和采取有关措施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尤其是体检记录能够直接反映犯罪嫌疑人身体是否有伤或者存在异常，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紧密相关。为及时发现并有效防范刑讯逼供行为，《规定》对提讯登记和收押体检制度作出了严格规范。

5.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为落实法律规定，在诉讼程序中对非法证据尽早发现、尽早排除，《规定》明确了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基本程序。

一是人民检察院依申请排除。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对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调查核实，并将调查结论书面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对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侦查机关提出纠正意见。侦查机关对审查认定的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根据。

二是侦查机关依职权排除。对侦查终结的案件，侦查机关应当全面审查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据材料，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排除非法证据后，证据不足的，不得移送审查起诉。侦查机关发现办案人员非法取证的，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并可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

（三）审查逮捕、审查起诉
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是刑事诉讼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都涉及证据合法性的审查问题。为确保人民检察院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规定》第三部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设置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基本程序。

1.讯问时的权利告知。《规定》要求，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期间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告知其有权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告知诉讼权利，既是法律的内在要求，也能促使犯罪嫌疑人尽早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进而尽早解决证据合法性争议。

2.人民检察院依申请或者依职权排除非法证据。《规定》要求，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期间，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调查核实。调查结论应当书面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同时，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期间发现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依法排除相关证据并提出纠正意见，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可以自行调查取证。

3.对非法证据以及案件的处理。《规定》要求，人民检察院对审查认定的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同时，被排除的非法证据应当随案移送，并写明为依法排除的非法证据。人民检察院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后，证据不足，不符合逮捕、起诉条件的，不得批准或者决定逮捕、提起公诉。实践中，一些案件的关键证据属非法证据，除该证据外可能缺乏必要证据证明犯罪事实，为确保案件质量，人民检察院既要严格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又要在排除非法证据后严格把握案件证明标准，不得将定罪证据存在疑问、证据不足的案件提起公诉。

（四）辩护
为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确保被告方有效取得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依法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切实解决非法证据排除申请难等问题，《规定》第四部分“辩护”规定了被告方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有关事项。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改革举措，对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具有重要意义。《规定》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提供法律援助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指派法律援助律师。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可以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对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代理申诉、控告。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规定》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应当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这有助于防止被告方滥用申请权，避免造成司法资源浪费。需要强调的是，要求被告方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时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只要使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产生疑问即可，不能让被告方承担侦查人员取证合法性事项的证明责任。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获取有关证据材料的诉讼权利。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讯问笔录、提讯登记、采取强制措施或者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等证据材料。同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申请调取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但未提交的讯问录音录像、体检记录等证据材料，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调取的证据材料与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联系的，应当予以调取。

（五）审判
证据收集合法性争议，涉及的是诉讼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需要通过专门程序进行调查并作出处理，这对庭审程序提出了新的要求。《规定》第五部分“审判”规定了审判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程序。

1.程序启动。从刑事诉讼法规定看，我国实行依职权和依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行的模式。司法实践中主要是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规定》要求，为确保被告人知晓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人民法院向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告知其有权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为避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庭审过程中突然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而导致庭审中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提出，但在庭审期间发现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等情形除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未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申请条件的，人民法院对申请不予受理。

2.庭前会议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争议的处理。为避免因被告方当庭突然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导致庭审中断，影响审判顺利进行，《规定》明确了庭前会议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争议的处理机制。

一是明确应当召开庭前会议的情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按照法律规定提供相关线索或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召开庭前会议。也就是说，只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能够按照法律规定提供相关线索或材料的，召开庭前会议就是一个必经的程序。

二是明确庭前会议的基本功能。为充分发挥庭前会议程序在解决证据收集合法性争议方面的预期功能，人民检察院应当通过出示有关证据材料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人民法院可以核实情况，听取意见。人民法院召开庭前会议后，发现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有待进一步明确，或者出现新的争议，人民检察院需要补充收集证据的，也可以多次召开庭前会议。

三是明确控辩双方撤回证据或者申请的情形。为强化庭前会议的有效性，《规定》要求，人民检察院可以决定撤回有关证据，撤回的证据，没有新的理由，不得在庭审中出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撤回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撤回申请后，没有新的线索或者材料，不得再次对有关证据提出排除申请。

四是明确庭前会议对证据合法性争议的初步处理。根据《规定》要求，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按照法律规定提供相关线索或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召开庭前会议。人民法院在庭前会议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后，对取证合法性没有疑问的，如果仍要在法庭中进行调查，不仅浪费司法资源，还将架空庭前会议制度。鉴此，《规定》要求，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庭前会议中对证据收集是否合法未达成一致意见，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在法庭审理中进行审查。实践中，公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能够明确排除非法取证情形，人民法院对证据合法性没有疑问，且没有新的线索或材料表明可能存在非法取证的，可以不再进行调查。

3.庭审阶段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争议的处理。根据中央改革要求，庭审是解决控辩双方争议问题的关键环节，庭审阶段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程序，是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核心问题。

一是以先行当庭调查为原则，以法庭调查结束前调查为例外。为保证庭审集中持续进行，《规定》要求，庭审期间，法庭决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的，应当先行当庭调查。但为防止庭审过分迟延，也可以在法庭调查结束前进行调查。具体言之，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情形，如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法庭就应当先行当庭调查。但对多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或者案件中还有其他相对独立的犯罪事实可以调查的，为防止庭审过分迟延，可以在法庭调查结束前一并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二是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方式。刑事诉讼法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鉴此，《规定》要求，公诉人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可以出示讯问笔录、提讯登记、体检记录、采取强制措施或者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侦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的核查材料等证据材料，有针对性地播放讯问录音录像，提请法庭通知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在法庭审理中，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质证、辩论。如果法庭对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通知公诉人、辩护人到场。

三是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标准。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是犯罪构成事实附带的事实，与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证明存在紧密关联。因此，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的证明标准，与犯罪构成事实的证明标准在本质上应当是一致的。《规定》要求，经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规定所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对依法予以排除的证据，不得宣读、质证，不得作为判决的根据。

四是法庭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争议的裁判方式。为规范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争议的处理程序，《规定》要求，法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后，应当当庭作出是否排除有关证据的决定。必要时，可以宣布休庭，由合议庭评议或者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再次开庭时宣布决定。在法庭作出是否排除有关证据的决定前，不得对有关证据宣读、质证。无论是当庭还是休庭后作出决定，在法庭作出相关决定之前不得对有关证据宣读、质证。法庭对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审查情况，以及启动证据收集合法性调查程序后的处理结果，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写明审查、调查结论并说明理由。这既是裁判说理的内在要求，也是控辩双方了解裁判理由并据此决定是否提出抗诉、上诉的根据。同时，通过不断积累有关证据收集合法性问题的案例，也有助于各地法院互相借鉴经验，更好地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4.二审阶段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结论的救济程序。控辩双方可以在上诉、抗诉中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调查结论提出异议，二审法院应当进行审查。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二审程序中首次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应当说明其未在一审中提出申请的理由，二审法院应当进行审查。为避免因人民检察院怠于举证而引发不必要的程序争议，人民检察院在一审程序中未出示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据，一审法院依法排除有关证据的，在二审期间不得出示之前未出示的证据，但一审后发现的新证据除外。第一审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没有审查，并以有关证据作为定案根据，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